美军任务互助关机！相互珍惜呢？网络互助必将走到尽头
网络互助的终点在这里吗？
1月15日，美团互助宣布关闭：“由于业务调整，美团互助将于2021年1月31日24: 00正式关闭。关闭后，美团还将全额返还所有成员的分摊费用。
美团表示，之后会重点做主营业务。网络互助业务的钱不是美团赚的。
所谓网络互助，就是把原来的保险形式和互联网结合起来。简单来说，就是“一人有病，人人平分”的模式，通常是“收多少就收多少”的制度。
在监管者眼里，这本质上就是保险业务。
目前除了美团互助外，还有支付宝、360、JD.COM、滴滴、苏宁等公司参与大病互助业务，其中蚂蚁口碑最大，用户数量最多。
2020年，互宝人均份额达到91元，2019年在29元左右，价格持续上涨。
随着互宝的费用分担越来越多，互宝的用户数量开始下降，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退出。马云曾经说过，做公益不是证明你有多伟大，而是证明你做这件事有多伟大。
目前无论是美团互助还是支付宝互宝都没有做过什么大事，但是这个模式的bug越来越多，可能是时候退出这个市场了。
一个
货架的命运
美团的离开并不奇怪。
今年1月15日，银监会正式发布通知：支付宝等平台全部移除互联网存款产品。
互联网平台和中小银行炮制的金融产品互联网存款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这背后透露出的一个大趋势是，对涉足金融业务的互联网巨头的监管越来越严格。
其中蚂蚁和美团是要管理的对象。
这些变化，模糊地，有一种即将到来的事件在他们面前投下阴影的气氛。
在此之前，互联网平台已经利用手中的巨大流量在金融领域攻击城市。另一方面，他们经常徘徊在法律的边缘。过去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财务尝试往往被视为业务创新，比如网络互助，被视为对保险行业的补充，弥补了商业保险无法覆盖的许多群体的困难。
但人们往往忘记了，这些公司也是商业公司，本质上是需要赚钱的。而他们的一些所谓的创新，从根本上来说，可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。
比如美团倒闭的网络互助业务，在国内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。
这项业务一度被视为创新业务，但也带有灰色业务的色彩。
早在2020年9月，银监会就发布了理论研究张文《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》，直言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，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，处于无监管的尴尬境地。
如果按照保险行业的标准来对待，这些互联网巨头必然会面临一个问题：牌照。
国内正规的保险机构都是有牌照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没有执照不能从事保险业务。
这就导致一个问题：这些业务带有了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特质，但是法律却很难给他们定性。
试想一下，在监管体系之外，有一个上亿人参与的大盘，每个月有数亿资金流动，如果这在其他中小国家是难以想象的，很多国家都会把这定义为非法集资。
这些体量庞大，牵涉到巨量的社会公共资源，并且通过信用推动项目运转，这样的产品如果没有公权力监管，很容易就遍身都是雷区。
在银保监会的文章中，就直接点名了相互宝、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，“会员数量庞大，属于非持牌经营，涉众风险不容忽视。互助平台的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，存在跑路风险，如果处理不当、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。”
可能引发社会风险几个字，将网络互助平台泛滥的后果写得明明白白。
相当于直接了当地告诉大家：这种互助平台风险很高，不靠谱。
而文中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提出了解决的建议，包括“建立健全打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工作联系机制”。
这就预示着，网络互助产品的下架命运，几乎是必然的。
要知道，在一个法律的真空地带，发生什么古怪的事情都不足为奇。
尤其是，这个模式持续走下去，几乎注定了将面临分摊成本越来越高，甚至入不敷出的命运。
由此而带来的用户权益风险，谁能保障？
2
用户权益在裸奔
一批有着保险内核的公司，做着类似保险公司才能做的业务，但是却没有相应的监管，将会造成什么后果？
当用户的权益也没有国家法律的保障，最后只剩下用户赤手空拳与相互宝博弈。
2017年11月23日，福建莆田一名张女士，在一家网络互助平台的“中青年大病互助行动”项目中，充值10元，注册成为了平台会员。当日又先后充值50元、100元。
经过180天“观察期”后，张女士的行动互助资格于2018年5月22日生效。未曾想到，此后没多久，张女士被查出癌症，并住院治疗。
此时，张女士想到了当时参与的网络互助计划。
但是，网络互助平台拒绝了。
运营平台的公司认为，根据病历中张女士的陈述，从2018年6月19日往前推一个月，可知张女士于2018年5月20日患病，与生效日期相差两天，尚在观察期，遂以不符合条件为由予以驳回。
庭审中，法院认为，张女士与北京某网络科技公司在法律关系上，双方形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关系；在合同性质上，双方形成与保险类同的关系，因缔约双方负有相互给付的义务，属于双务合同的范畴。
所谓的双务合同，指的是双方当事人互相承担义务和享有权利的合同。
因此，法院最后判决，平台应向张女士支付互助金。
由此可见，虽然银保监会在此前未将网络互助认定为保险，但在司法实践之中，法院通过分析网络互助的行业特征与资金控制情况，都较为一致得将互助金的支付责任交给了平台方，其实质是否认了合同中约定的平台信息中介的地位。
但张女士的幸运只是少数，更多的人，在面对庞大的网络互助平台时，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。
此前，公众号呦呦鹿鸣的《亲历：“相互宝”四宗罪，支付宝知情吗？》文章里面，一名用户描述了她被拒赔后投诉无门的经历：“中间我打了保监会投诉电话，保监会说不属于商业保险，让打银监会电话，银监会又让打上海银监会电话，投诉的结果就是，转到支付宝。”
这也是现在网络互助平台面临的问题，由于缺少法律和制度的监管，最后监管这些平台的，就变成了平台们自己。
诸如相互宝、美团互助、点滴互助等平台，其运营规则、监管条款、风控几乎都由自己决定的，发生纠纷时，便如莆田的张女士一般，用户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。
而且，自己编制条款，自己监管自己，就像一个人运动员，同时是教练、运动员、裁判员。最终，事情的发展、走向、评判结果，全由同一个人说了算。
对于一个涉及数亿人的庞大行业来说，这背后的风险不可想象。
早在去年10月，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“畅所欲言”，说银行是当铺思想，说说巴塞尔协议是“老人俱乐部”，怼银行怼监管，在金融行业引发巨大争议。
但随着这起风波的蔓延，整个互联网金融行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，也越来越受到监管乃至全社会的瞩目。
所谓的网络互助，究竟是不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？它能否承担帮助整个社会向着更好方向发展的使命？
3
无法持续的模式
参加网络互助的人，或许不会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使用互助金，但无一例外的是，所有人都有分摊互助金的那一天。
如果这个互助金一直在上涨，甚至涨得超过了人们的预期，人们还会继续参与吗？
事实上，所有的网络互助平台都面临着这个严峻的问题。
当参与人数越来越少，这个由流量思维支撑起来的业务，或许难以为继。
因为随着时间越长，生病申请赔付人数越来越多，分摊金额会越来越高。
根据相互宝公示信息显示，2019年，相互宝的人均总分摊金额为29元。到了2020年，相互宝”大病互助计划的全年分摊金额全年总计为人均91元。
虽然低于年初预测的188元最高线，但比起2019年的金额来看，仍然是大幅攀升了62元，翻了2倍有余。
美团互助的分摊金额也有经历过上涨。
2020年8月6日，美团互助8月第一期公示显示，当期分摊金额由此前的1分钱增加到了2分钱。直接翻倍。
可以看到的是，网络互助平台们的分摊金额一直在大幅上涨。但这种上涨，对于整个网络互助模式来说，伤害可能是致命的。
因为人们选择网络互助的一大理由，就是价格便宜。
在艾媒网2019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，网络互助参与者中，近六成家庭月收入在1万元以下，同时47.8%的受访参与者来自于三四线及以下城市。
这部分群体对于价格的敏感，使得网络互助在涨价时，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。
从而，网络互助平台陷入一个恶性循环：分摊金额越高，萌生退意的人就越多，用户减少，分摊费就越高......
这几乎是网络互助的无解之题。
更糟糕的是，随着早期加入用户的年龄增加，患病的风险越来越高，需要赔付的案例会越来越多。相互宝用户分摊的费用今后只会越来越高。
要想降低分摊费用，只有一个办法——让新增的分摊用户的速度永远大于赔付案例增加的速度。
但这已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因为人们已经开始逃离网络互助平台。
相互宝2020年11月第一期的分摊人数是1.058亿人，可仅仅过了2个月，2021年1月第一期的分摊人数则变成了1.01亿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两个月中相互宝的用户流失480万人。
人越来越少，能分担互助金的人也就越来越少。长此以往，网络互助模式的核心逻辑就不复存在。
尤其是每年分摊费用高到接近一份商业保险的成本时，人们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份更正规的保险？毕竟，很多人一开始加入网络互助，就是因为便宜。
如果因为分摊价格太高，直接退出了，那分摊过的钱呢？
在相互宝与用户的协议上显示，成员分摊互助金属于赠与行为，已经完成分摊的金额无法撤销。
“赠与”的意思就是，这钱算你白送的。
这一点上，美团互助倒是开了另一个先河。
在关停之后，美团承诺将全额返还所有会员的分摊费用，另外在1月31日前的出现的大病，费用是由平台方承担的。
当然，美团互助目前为止分摊了18期，仅仅救助了382名患者，由此来看，需要返还的资金或许并不多。
另一边的相互宝，至今已经累计救助88866人，募集的互助金超过129.24亿元。
如果像美团互助一样全额退款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
相互宝会如何选择？